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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遏制法官和律師間利益輸送的路徑

發布于 2011-05-19 16:07 閱讀(

孫  敏    廣東非凡律師事務所       賀欣雨    暨南大學法學系

摘要: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安干警被喻為“法治的四大車輪”,法官與律師更是共同推進司法進程的主力,一個國家的法治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眾對公檢法機關以及律師的信任。在我國處于經濟轉型特殊時期的今天,法官與律師作為法治進程中的兩個重要群體,由于缺乏有效隔離和引導,給雙方進行不正常交往創造了可乘之機。出于非正當利益而形成的法官與律師之間的利益輸送行為,對構建法治社會產生了種種不利影響。本文以“利益”作為研究法官與律師不正當關系的切入點,試圖通過分析兩者不正當利益輸送關系產生的根源,尋求合理的解決路徑。

 關鍵詞:法官;律師;利益;利益輸送;路徑

 一、法官和律師的關系現狀分析
        在中國的司法實務中,法官和律師的關系一直都很微妙。有的時候,法官和律師水火不容。云南玉溪市澄江縣法院某法官因不滿律師在庭審筆錄上的簽字,把律師銬在籃球架上40分鐘。北京律師王令在天津南開區人民法院被該院行政庭庭長掐住脖子毆打。然而,拋開這些極端的現象,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些律師同法官結成不正當的利益共同體,做出損害國家利益和當事人利益的行為。此類行為主要表現為:法官私下接觸會見律師,為律師介紹代理、辯護等法律業務,向律師泄露案情或為律師打聽案情,向律師“借用”交通工具,接受律師的吃請或由其支付的高檔娛樂消費,到律師處報銷應當由自己支付的各種費用等。這種法官與律師之間不正常的關系現象,也就是通常所折射出的“三同”(同吃、同住、同行)和“三案”(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現象。
       對這種關系現象,公眾深惡痛絕。從幾年前的武漢中院法官腐敗案,到安徽阜陽中院法官腐敗案,都說明法官與律師的“親密接觸”行為是產生司法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些無良法官和“訟棍”律師、“訟托”聯手織就了一張“黑網”,使法官手中的審判權、執行權“更具市場化”。律師們以辦案法官朋友的身份通過各種途徑向法官行賄,其花樣繁多,送代金券、購物券、打牌故意輸錢等,或者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介紹當事人直接跟法官私下接觸,由當事人給辦案法官直接行賄。
        二、關系非正?;母?/span>
        隱藏在這些現狀的背后的“利益”是法官和律師關系中的核心要素。關系的好壞全都圍繞著利益展開。何謂利益?利益,是指一個人應該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自己的物質的或精神的事物。其中包含兩層內容:“應該享有”是從應然的、道德的角度出發,即從人權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從實然的、法律的角度出發,即從可以實現的法定權利的角度而言的。因此,法官和律師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當與否,評判的標準有二,即道德與法律。道德是規范法官與律師之間正當利益關系的支撐,法律是規范法官與律師之間正當利益的保障。當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約束時,法官和律師將以實現個人私利為目標,結成利益共同體,做出損害公眾、社會、國家利益的行為。
        具體而言,法官和律師間利益輸送行為得以實現的催生因素有以下幾點:
        第一,人情社會根深蒂固,法治觀念薄弱。中國一直是個人情氣氛很濃的國家,歷來缺少對法制的尊崇與敬畏。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中,缺少深入貫徹的社會氣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從人際關系方面看,“重人情,講面子”是中國人維系關系的一條準則,人們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利用人情關系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和資源,而這種傳統恰恰為法官和律師間利益輸送的行為提供滋生的土壤。
        第二,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較多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條款太多,使得我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較大。因此,律師為了打贏官司,往往利用金錢等誘餌與法官的權進行交易。律師明白,用錢與法官的權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卻極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權換取律師或當事人的錢,風險極小。
        第三,法官律師收入存在較大差距,造成部分法官心理失衡。一些法官認為,同一個案子,法官投入的勞動、精力遠遠超出律師,但收入卻遠遠低于律師,“同工”沒有達到“同酬”,難免心態失衡。為此,某些經不起經濟利益誘惑的法官便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權力與律師或當事人進行交易,以彌補失衡的心態。
        第四,懲罰制度可操作性差。由于《法官法》與《律師法》規定的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沒有針對性比較強的懲戒程序,特別是沒有建立起一套對律師與法官不正當關系的認定與懲戒機制,導致對法官與律師關系中的違法與違紀的懲戒不規范,具有較多的“人治”色彩,大大降低了懲罰制度對不正當利益輸送行為的震懾力量。
       總的來說,法官掌控國家公共權力,對案件的處理結果起決定性作用。然而,法官不能通過案件處理本身獲得個人利益。另一方面,律師代理案件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利益,但本身并沒有公共權力行使權。在這樣一種雙方都有個人的利益訴求的情況下,公權力的交易便成為法官與律師之間利益輸送的誘因。在缺乏對權力有效監督的前提下,當案件的審理能夠為雙方的不正當利益訴求提供一個適當平臺的時候,權力尋租和利益訴求就會結合,法官與律師的關系也將被扭曲,不正當的利益輸送行為便會出現。
       三、遏制利益輸送的路徑
       我們知道,道德與法律是法官和律師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當與否的評判標準。因此,我們將試圖從道德和法律兩方面來探索遏制法官與律師之間不正當利益輸送的路徑。
      (一) 提高法官和律師的法律職業道德
       第一、 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
       恩格斯說:“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      法官的職業道德是適應國家審判工作的實踐需要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行為準則,是升華了的社會道德與倫理。法院代表著社會的正義,法官是行使法律的代言人。因此,社會應該對法官的職業道德提出更高的標準。司法審判權是調節社會各種矛盾的最終裁判權,法官審判權的行使對當事人的影響重大,有時甚至影響到一個人的一生或整個家庭,進而對社會公共秩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法官應該強化自身責任感,嚴格約束與規范自身行為。
       首先,法官應信仰法律和堅守法律。如果作為裁判者的法官都不信仰法律,那么要求公眾信仰法律便成無稽之談。任何人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都有義務服從法律。
       其次,法官應該公平、公正地對待案件的每一方當事人。法官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角色,不能為了一己私利,而收取賄賂,偏袒其中一方。在審判過程中,應始終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態,做到程序公正,實體公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價值判斷逐漸融入社會價值體系。法官職業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關鍵的是廉潔。廉潔是圍繞公正這個核心的外在表現,是實現司法公正地前提和保證。法官是整個審判過程中的關鍵主體,只要法官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樹立高尚的職業道德,利益輸送將很難實現。
       第二、 提高律師的職業道德
       眾所周知,人情關系在中國司法訴訟的重要性遠強于律師本身的專業知識。一些律師違背職業道德,與法官拉關系,希望法官給自己介紹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這邊傾斜,幫他打贏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官司,還將其收取的代理費與法官按比例分成。正是因為這一小部分律師的做法,對中國律師職業的名聲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因此,律師本身必須保持清廉與誠信的品德。我國《律師法》和《律師道德規范》對此有明確規定:律師在執業中必須廉潔自律,律師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務的便利牟取當事人爭議的權益,或者接受對方當事人的財物。如果律師不能堅守職業倫理和道德底線,提供一些以獲取私利為目的的法律服務,就不僅會腐蝕自己的心靈,而且會使社會的真理、公平、正義遭到嚴重的踐踏。另一方面,誠信是律師最重要的品德。當事人委托律師為自己提供法律服務,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項存在困難,需要得到法律服務。當事人按照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法律服務合同,所付出的不僅是金錢,更多是對律師事務所和律師的信任。對一名律師來講,信用就是一種向當事人信守承諾的責任感,對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務之后果負責的道德感?!堵蓭熉殬I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五條規定:“律師應當誠實守信,勤勉盡責,盡職盡責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實上,無論是律師本人還是律師事務所,要生存,要發展,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誠實守信,信用是律師最重要的資本。
       因此,加強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規范是今后司法局、律師協會、律師事務所的工作重點之一,定期開展自糾活動,會起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效果。除此之外,開展執業律師的培訓過程中多向律師宣傳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以強化律師的紀律意識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健全相關法律和制度,強化對法官權力之監督
       近代中國法律發展時間較短,因而很多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國法制建設極不健全。為了避免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利益輸送關系,應著手從以下的方面改革。
       第一、細化律師與法官關系的規范體系,完善懲戒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出臺了《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全文一共用了25個“不得”、13個“應當”,如“律師不得違反規定單方面會見法官”、“當事人委托的律師不得借法官和近親屬婚喪喜慶事宜贈送禮品”等,基本上囊括了法官和律師可能發生的所有關系。
       然而,單憑這部規定本身并還不足以對法官與律師關系進行全面有效的監督。不少律師和法官都是同校畢業,可能還是同班同學?;\統的“不得”,管不住這種千絲萬縷的關系。 因此,我們應當細化法律規定中的懲罰措施和程序。使律師和法官對違反規定的嚴重后果依據足夠的重視,增強規定的警示和威懾作用。此外,遏制法官與律師不正當利益輸送的關鍵在于將懲罰措施付諸實施,真正實現有法可依,違法必究。要對違反法律規定和職業道德的法官和律師,依照法定程序給予相應懲罰,違反法規情節嚴重者,要有足夠的魄力剝奪其從業資格。
       此外,還應該修改現行的有關法律,明確律師與法官在訴訟中的平等地位,完善律師會見、調查取證、閱卷的有關條款之制度;明確律師、法官的定位和特質以及相關的行為要求。完善規范法官和律師關系的司法解釋,增強可操作性,努力建立符合司法活動規律、體系完善、具有操作性的約束律師與法官關系的規范體系,進一步完善法官和律師的行為準則。
      第二、法官與律師必須要實現良性互動。
      遏制法官與律師間不正當利益輸送不能也不可能機械地通過斷絕兩者聯系來實現。正如大禹治水,兩者關系應當通過“疏”和“堵”的結合來調整。一方面,應進一步加強法官與律師在法律職業能力學習與提高方面的有益合作,提倡工作中的正常交流,建立相對穩定的溝通聯系機制,以法律職業者協會、開設學術論壇、召開法律研討會等,以“疏”的方式協調兩者關系,為雙方良性交流創造更多機會。另一方面,我們要遏制律師與法官間的不正當利益輸送,把不正當的利益輸送途徑“堵”死。我們應明確禁止訴訟中的非正常的交往,減少生活中的不必要交流。制定嚴格明確、具有可操作性的禁止性規范,包括禁止辦案法官和代理律師在非辦公時間或非辦公場所私自接觸,禁止法官和律師在訴訟中發生各種形式的金錢關系。這其中,嚴格遵守職業回避的法律規定,是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條件,也是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重要方式。
      第三、利用社會輿論和信息技術強化監督機制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強化社會監督,完善懲戒機制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要真正落實公開審判制度,增強司法活動的透明度,把司法活動置于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下,把自我監督、內部監督、行業自律、權力監督、當事人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構建完善的社會監督體系。
      從有關部門來看,可以建立一個技術先進、功能完善的“法官與律師非正常關系公示網”。凡是涉及律師在執業中賄賂法官、法官私自單方面會見當事人及委托的律師等都可以按有關規定納入“法官與律師非正常關系公示網”數據庫,逐步建立“法官與律師非正常關系的公示制度” ,增加不正當利益輸送關系的震懾力量與“違規成本”。
      從社會輿論監督的角度而言,應該盡快建立規范的行之有效的網絡舉報制度,擴大社會公眾對司法權的參與度和積極性,體現國家遏制法官律師間不正當利益輸送行為的決心的同時,增強公眾對法治社會建設的信心。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社會輿論監督公共權力的途徑被極大地拓寬。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對社會不公平和腐敗現象進行曝光與揭露,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公眾對法官和律師的監督力度和監督積極性。因此,有關機關應該抓住契機,建立并完善以法制保障為前提的網絡舉報制度,為社會公眾提供監督法官與律師間利益輸送行為的途徑,并依據程序對被檢舉法官和律師進行合理、合法的調查4。
      結語:
      在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依法遏制法官與律師之間的不正當利益輸送行為是維護國家司法秩序與社會穩定的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理性看待律師和法官之間的關系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故既不能僅用道德標準去評判,也不能盲目地否定他們的社會作用。我們應該在提高法官和律師的職業道德,培養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同時,切實貫徹落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基本原則,利用法律監督、制度監督、社會公眾監督等多種途徑不斷規范和約束法官與律師的行為,綜合解決利益輸送的問題,從而捍衛司法權威。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236頁
    2.王春暉. 建立信用中國律師的幾點建議.《律師與法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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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張紹明. 律師為何要行賄法官. 《律師與法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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